现在，救市不是个好词，但在证券市场的历史中，救市从未断过。1991年的深圳救市创了先例，并流传下来“婴
儿说”——中国股市像个婴儿，不能下猛药；接下来，l994年8月三大救市政策催热股市；l996年12月《人民日报》特约
评论员文章砸市；l999年6月《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支持井喷——所有这些，都有强烈的行政色彩，有哪一项是纯
粹的市场行为?
    及至此次，如果说证监会叫停国有股减持是救市是纠错是行政行为，那么，财政部主导的国有股减持高位定价难
道就不是行政行为?
    这次不成功的国有股减持方案依旧延续了为国企解困服务的思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了给效率低下的国有
企业筹钱，决策层按照利益均沾的思想，按条块分配上市指标，捆绑上市。“那时连全国妇联也分到了上市指标，结果既
滋生腐败，又降低效率。国企吃完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股民，上市公司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绩差。这皆源于指
导思想的失误。”其后果是一方面造成了一股独大，企业经营机制换汤不换药；另一方面人为缩小了每一时点的股票供
给，使股价高估，恶化了投资环境。于是短线成风，投机盛行，只有股市活跃了，国企才能发得出去股票，股市就变成了
政策市加坐庄，监管部门对此也睁一眼闭一眼。在监管者眼中，资本市场的地位远不如为社保解困和国企脱困更重要，于
是大家纷纷伸手到资本市场拿钱来解决眼前碰到的具体困难，都把股市作为提款机了。
    在国有股减持暂停之后，李振宁曾和李青原进行过一次讨论，当时李青原任高盛(亚洲)国际顾问。他们认为这

些年股市之所以搞不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从国家战略高度认识资本市场，未来中国要想强大，一定要有发达的资本
市场，一个发达成熟的资本市场的分量远远重于为国企解困这些一时的难题，因为它解决的是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的问题。
    这一共识后来成为“国九条”的基本思路：要真正使其成为优化资源配置的平台，以满足全球金融资源向中国汇
聚的需要，满足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和新技术革命引发的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变的需要，满足以社保基金、保险基金为
代表的日盏壮大的机构资金和各种社会资金分享中国经济进步成果的需要，满足建立完整、高效的市场经济体系的需要。
    解决股市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尽快全流通。在周小川离开证监会之前，基本确定了股权分置改革的几项原则，即民
主化、补偿性原则，把国有股减持和全流通结合起来，改变不合理的股权结构，而不是简单地卖国有股。
    之后李青原回归证监会工作，她向新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极力举荐李振宁，并和波涛组成了股改三人组，拉开股
权分置改革大幕。此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