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上交所和深交所已经建立起来,各种事务似乎纳入了轨道,但实际上依然有游击区,比如成都红庙子街,四
川省交易中心就设在这里。
1992年8月1 1日,交易中心发行了第一只可转换债券工盏券,500元一张的债券转手可卖至fjss0。1000元。另外,
四川“八大家”川盐化、川金路、川天歌、川乐电、川长钢、川金顶、川长虹、自贡东碳这些“带鱼”都溜进红庙子街游
荡。
在这条只有200多米长的小街两旁,摆满了办公桌,桌上放着成堆的人民币,上面拉了电线,挂着电灯,准备夜
间交易。桌边挂着收购股票字样的白纸,收购者三五成堆地坐在桌子后喝茶,谈行情,晒太阳,等着人们持股来卖。那些
以一元钱价格买来原始股的人,哪里禁得住转眼五六倍、七八倍利润的诱惑,纷纷持票上街。
赚钱的示范效应是巨大的, “八大家”显然是不够的,于是,各种债券、内部股权证(俗称渣渣股——川语,垃
圾股之意)纷纷流进红庙子。与此同时,男女老幼,工农学商干,炒邮票的,倒卖烟酒的,都加入到红庙子的人流中,小
小一条街每天进出达10万人次,虽然人声鼎沸,但秩序井然。有的摊主还雇了人,分工明确,有的守在摊位,有的在街上
拉人卖票,有的数钱……
通常,沿街摆摊的是大户,有多少票都能吃完,仿佛有用不完的钱,而更多的人是散户,他们将股票、权证和身
份证复印件拿在手上举在胸前,一边簇拥着向前走,一边讨价还价,既是卖家,遇上可心的票又变为买家。与正规股市不
同,红庙子的一手为1000股,因为大多数股票、权证是1000元的面额,适合手里捏着几千、万把元的散户操作。
价格随时都在变动,但几乎全是在涨。在街头买上一手l000股,挤到街尾卖了就能赚1000元。红庙子内的成交是
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一方仔细验票和身份证,一方哗啦哗啦数钱,钱票两清,围观者满足地叹口气,低声传递着刚才
的成交信息,成交者迅速消失在人流中,往往是从街这头还没走到中间就获知“嗨,又卖亏了”。街两边的住家出租小板
凳,一天20元!“一天不吃饭,都不觉得饿。”
只有疯狂,没有理性,只听消息,没有道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证、法人股、拟发行的认购证、出资凭证、交
款收据等,不管本地的还是外地的都在炒。什么赢利能力、资产情况、发展前景、市盈率、市净率、分红一概不管,也不
懂,有钱赚就行。红庙子没有市场管理,没有任何中介,没有“T+1”的交易间隔时间限制,也没有涨跣幅限制,统统都
没有。
1993年5月,政府将股票自发交易市场迁到城北体育场,一楼作为企业咨询点,搭建统一的简易摊位,设立临时
管理办公室。头天贴出搬迁公告,次日大早股民就到了城北体育场。城北体育场因有“北”字,股民用其谐音称为“白庙
子”,以区别于红庙子。
搬迁后,人气仍然旺盛。这段时间,股票品种日渐增多,场内场外都有大量现金,这让金牛区公安局担心治安。
然而,不论是红庙子还是白庙子,居然都没有现金被偷、被抢的事发生。
曾给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司设计过股票的王冠武曾赚过一笔钱。当年成都倍特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倍特)内部发行股票时,有人托他买了一些。一年后,该公司迟迟未上市,有些人急了,找他退股。他只好用积蓄把他
们手上的股权证全接了下来。“当时想,这5万元算是黄了,半辈子的积蓄全没了。”
哪知过了一年,王冠武正在重庆出差,接到老伴的电话, “《四川日报》登了4个版,倍特明天上市。”王冠武
整整一晚没合眼,第二天天没亮就出发,上午l0点到倍特临时设立在体育馆的办公室,把手上的5万股入户。在一片排山
倒海般“开盘了”的欢呼声中,倍特开盘价为l9.8元,王冠武还没有反应过来,旁人提醒他“就是1万元现在变成l9.8万
元了”。朋友劝他稳住先别卖,王冠武就没动, “担心起来可真要命。阿,整晚整晚地睡不着觉”。
两个月后,倍特股价涨至f]23元,一周后又回跣至f]20元,这让王冠武第一次认识到“原来股票还有跣的时候”。当
再次涨到25.6元时,王冠武全部卖出。那时股票是现金交易,王冠武看到那么多人民币不知所措, “说来好笑,证券所的
人帮忙用旅行袋装好钱送我上了出租车,都快到家了,我才想起放在家里也不安全,又让车倒了个拐把钱存了”。王冠武
自此不再碰股票,称受不了这样的强刺激。
1993年8月,中国证监会下文取消各地的自发交易市场,于是股民把手上的股权证进行了托管,但自发交易并没
结束,一些人又聚集到冻青树综合市场交易,股民们也用其谐音称之为“青庙子”。但人气不如从前,股价也低了很多。
之后,许多发行企业和托管公司都消失了,股权证和托管卡都成了一张废纸。据王冠武的调查,当时发行的200多种股权
证中,只有约50种后来在沪深交易所上市, “其他的,不是企业消失了,就是找去了也没人管”。
实际上,至f]2000年12月8日,红庙子市场仍然活着,一张桌子两把竹椅,木板上写着内部职工股或股权证的名
称……
(责任编辑:zh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