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领导人江泽民和朱镕基长期睡不好觉。1988年前后上海出了三件事。陆家嘴轮渡拥挤造成死人惨祸、肝炎大
流行、火车相撞。所有这一切都令骄傲的上海烦闷。
    上海的街道多以其他省市命名，上海所需原材料80％由国家调拨，名副其实全国支援大上海。与此对应，上海是
中国经济的火车头，是中国的加工厂。上海是大哥，每赚10块钱，几乎要交给国家8块。而国家每收入6块钱，就有1块钱
是上海人提供的，国家再分给众兄弟，聊补无米之炊。
    然而，改革了，众兄弟胃口大开，原材料自敛不及，价格大涨，怎肯再平价支援上海老大哥?这几年上海平价原
材料只凑个30％。原材料涨价，而上海的产品价格却被捆得死死的。中央讲，上海产品价格稳住了，全国就不会大乱。腰
包瘪瘪，上海人只好拿桑塔纳、彩电冰箱去和兄弟省市换原材料，连猪肉都要换，市府开会时还要通报猪肉库存。当时的
副市长黄菊经常要往码头跑，看看运煤船来了没有。
    上海还占不上改革先机，承包、租赁、金融、用工制度等改革多先在其他城市，如重庆、武汉、沈阳、广东试
点，而不是在上海。开放也轮不到上海，不敢把中国的工业放到国际市场去冒险。美国兰德公司的专家说，中国的经济中
心已出现南移的趋势，广东将取代上海。
    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劝告上海干部要克服老大自居、委屈埋怨、故步自封这三种情绪。市长朱镕基1988年5月1日
正式到任，他说最怕听到救火车的警笛，上海老百姓的房子旧了，电线老化了，一着火就烧一大片。
    朱镕基是从国家经委副主任任上来到上海的，到任后他发现自己没什么权，尤其没有财权，没有钱。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营业厅经理黄显贵是上海市政协委员，他记得一次朱镕基召集他们开会，
说：  “你们搞金融的，要多动动脑筋，到北京去，多汇报，争取给一点干货。”干货就是资金，当时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
行行长等一干人马，到了年底就不停往北京跑，要来多少钱呢?也就几千万元贷款额度。上海那么多企业，几千万元给谁
呀，更别说用于危房改造了。
    上海老了，上海喘不过气来。

    朱镕基也知道，向上面讨鱼，不如自己养鱼。他的这个念头日盏明晰、强烈起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干部王华庆回忆说，1989年12月2日，当时朱镕基身兼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两职，在康平
路市委小礼堂召开金融改革会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刘鸿儒也从北京赶来参加；朱镕基说，他来上海之后，一直在
抓财政，但收效不大，他认为要调整部署，从金融改革抓起，建立证券交易所和引进外资银行。
    在这个会上，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小组成立，由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
浩成、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声组成。
    龚浩成总结了当时对交易所的四种说道，道道见血。搞股份制，全民所有制企业发行股票，特别是向个人发售股
票，会不会分散公有财产，会不会搞成变相的私有化?此其一；发行股票和债券，对储蓄起了分流作用，会不会影响国有
银行吸收资金的主渠道作用?此其二；证券买卖带点赌博性质，会不会助长投机思想，不利于社会安定?此其三；开办证
券交易所，会不会培育出一代资产阶级?此其四。
    上海人的每一步都得小心再小心，一慢二看三通过。